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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院長劉俏在2022新京報貝殼財經夏季峰會開幕式上表示，從宏觀杠桿率角度衡量，我國有實施財政政策的較大空間，因為我國整體價值遠高于GDP（國內生產總值）。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 中國經濟處于新舊動能交替之際，同時又有龐大的投資機會，未來財政政策可以更積極一些。

【資料圖】

劉俏還提出了幾條積極財政政策的建議，包括更大力度地增加長期國債或專項債的發行，如發行40年期的碳中和債等；短期可將大規模的現金和消費券發放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選項，通過需求來改變供給；中長期看，應大幅增加基礎研究投入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院長劉俏。受訪者供圖

中國經濟層面有結構性利好因素 有機會創造“第二次工業奇跡”

過去4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通過頂層設計激活市場，將政府與市場兩股力量相結合，重點投資整個生產網絡中處于關鍵位置的節點行業，從而產生倍數效應，催生了1.6億的市場主體，通過市場化交易創造了大量的GDP和就業機會，也讓我國完成了工業化進程。

在改革開放前三個10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基本保持在4%以上，這意味著GDP增長率長期處于8%以上，“隨著中國在2010年前后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到2020年我國已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但在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后，TFP增速也有所下降?！眲⑶伪硎?，“因此，2010年-2018年我國的TFP年均增速僅有2.1%。這意味著以往靠高投入、大量投資、要素驅動的增長方式需要朝更為高質量發展的方式轉變?！?/p>

那么，如何能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仍保持較高的TFP增速？劉俏分析，雖然美國沒有做到這一點（進入后工業時代以后特別是最近30年，美國TFP增速大致維持在0.7%-1%的水平），但是我國在經濟層面上有一些結構性利好因素，將可能創造“第二次工業奇跡”。

劉俏進一步分析，這其中，投資對拉動TFP增速有重要作用，包括通過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實現“再工業化”，以及投資“再工業化”所需的新基建，如5G、6G基站等基建投資。截至目前我國仍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未來向高端制造業不斷推進也會拉動TFP增速。此外，我國通過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也會帶來提升TFP的可能性。更為關鍵的是，雙碳時代下將會涌現大量投資機會，據估算， 我國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投資255萬億元-300萬億元之間，如果這些投資在未來三十年平均分配，意味著我國每年需投資的體量相當于8%的GDP。

中國財政政策空間較大未來可以更積極

劉俏認為，未來一段時間，特別是今年下半年，我國的財政政策應該更積極，重點規劃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激活市場主體活力，實現經濟倍數效應。

但這背后的擔憂在于，我國的宏觀杠桿率已經比較高，此舉可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一些風險。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如明斯基、金德爾伯格等經濟學家就提出，債務快速增長，未來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大。

劉俏強調，在討論宏觀杠桿率時，通常以GDP作為分母（宏觀杠桿率=負債/GDP）,但事實上GDP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信用和資源動員能力以及國家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以GDP作為經濟政策錨定的宏觀變量，有可能過高估計宏觀杠桿率和金融風險危機爆發的可能，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資時采取過度謹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政策失當，反而會加大危機爆發的風險。

“我們分析了幾十個國家的數據發現，一個經濟體在過去三年經歷債務高速增長和資本市場價格的大幅提升，未來三年內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是45%，然而，這一結論對于那些政策空間較大的國家（整體價值遠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樣情況下，這些危機爆發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因此，整體價值較高的國家即便債務很高也不一定會出現金融風險?！?/p>

“這表明我國仍有實施財政政策的較大空間，因為我國整體價值遠高于GDP。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經濟處于新舊動能交替之際，同時又有龐大的投資機會，未來財政政策可以更積極一些?！眲⑶握J為。

劉俏還提出建議：首先，我國可以發行一些更長期的國債、專項債，針對碳中和完全可以發行30年或40年專項債；其次，獲得資金后，從財政政策精準施策的角度，可將資金配置到個人和家庭層面，進而拉動消費，提升中小微企業活力；在推進碳中和過程中，也可以提前規劃投資力度，適度進行跨周期投資，進一步穩經濟。

此外，關于創新能力提升、基礎科學研究等方面也需要大量投資，未來是否考慮進一步增加財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是可以討論的。關于房地產，可以規劃更大力度的公租房、長租公寓投資，緩沖房地產投資短期內大幅下滑對經濟的沖擊?！坝捎诮洕滦袎毫^大疊加抗疫等方面支出提升，當前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太樂觀，可以適度發一些國債，用中央政府債務置換地方政府債務，以激活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眲⑶伪硎?。

最后，劉俏總結稱，中國現在面臨一個較大的變化，就是我們未來還需要大量投資，需要大量資金配置到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有巨大推動作用的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在這種背景下，改變宏觀政策制定的思路，運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期可以“穩經濟”，從中長期來看則可解決“結構性”問題，最終實現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高質量發展階段。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潘亦純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