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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長停滯，生育率下跌，全球多國正在經歷“人口寒冬”，疫情更是讓人口危機變本加厲。

然而，有一個國家卻“意外”實現了出生人口的逆勢增長。這個國家就是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

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德國出生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0.8%。與此同時，德國生育率從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

曾幾何時，德國生育率始終在低位徘徊，而今天能在全球人口增長放緩的大趨勢下成功提升生育率，其實并非意外。

為解決人口困境，德國近年來在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道路上絞盡腦汁，付出了巨大努力。

重燃的生育欲望

“生孩子”這個被冷落多年的話題，再度被列入許多德國女性的人生規劃中。

德國《世界報》報道稱，目前有80%的德國女性有生孩子的意愿，其中大學畢業女性的生育意愿由4年前的72%上漲至今年的75%。

與此同時，德國的無子女率也呈逐年下降趨勢。

“45至49歲女性的無子女率從27%降至26%，40至44歲女性的無子女率從28%降至25%，30至39歲女性的無子女率從36%降至33%。”《世界報》用一組數據展示了2012年至2017年德國無子女率的變化情況。

“曾經，事業超過了組建家庭，在德國女性心中占據首要位置，如今這種趨勢已出現逆轉。”德國人口統計學家格奧爾·蒂爾將此視為灰暗時期的積極信號，“孩子和工作不再是不可調和的對立面，這是我近幾年來認識到的一個重要轉變。”

相關數據顯示，有孩子的德國職業女性比例近年出現顯著增長。如今有44%的德國女性會在孩子一歲后選擇重回職場，這一數字2008年為36%;在孩子兩歲后重返工作崗位的女性達58%，2008年為46%。

“德國生育率過去在歐洲排名靠后，現在則處于中游，主要得益于政府提供嬰兒托管服務等政策。”德國聯邦人口研究所副所長馬丁·布哈德認為，新冠疫情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強勁的經濟增長也助推了新生人口的增加。

綜合來看，穩定的經濟發展和常年較低的失業率是德國社會重燃生育欲望不可忽視的原因，而日漸回升的生育率與德國對生育友好的家庭政策和社會環境也有很大關聯。

貼心的家庭政策

在德國萊比錫的蒂爾吉托兒所門口，約450人排起長隊，每個人都目視前方，焦急地等待著什么。

這支隊伍由孩子的家長組成，他們排隊不是為了買最新款蘋果手機，而是為了申請一個尚在建設的托兒所的入托名額。

“我們督促人群回到人行道上去，我們將嚴控交通，孩子和家長們站在機動車道上是非常危險的。”德國警方不得不維持秩序。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形。”長隊中，一位名叫茱莉亞·舒茨的家長在驚訝之余，也為能否搶到名額擔憂不已。

畢竟，這家托兒所只提供165個名額，意味著每位家長只有37%成功率。

萊比錫街頭的這一幕，似乎可以有著正反兩面解讀。正面來說，這無疑是德國生育率提升的有力證明;但從反面看，暴露了德國“入托難”的問題。

在難題面前，德國政府并沒有回避，而是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興建大量日托幼兒園。

德國《明鏡周刊》報道顯示，20世紀70年代德國全國幼兒機構只有約28000個，到2017年已經增加至55226個，覆蓋約763000個孩子。但德國政府深知這遠未達到人們的需求，到2020年，德國幼兒機構可覆蓋的孩子數量又提高了近22萬個，同時有法規規定，一些新造樓盤必須配備幼兒托管場所。

德國的“用心”，也體現在對家庭與工作關系的平衡與協調上。

首先，德國社會和企業為不同職業設定多種工作模式。例如，只要達到規定的工作時間，人們可以選擇在任何時間段包括周末工作，也可以選擇居家辦公。其次，越來越多的企業提供只工作半天或一段時間的兼職工作，給了年輕夫婦兼顧孩子和工作的自由度。

此外，德國還出臺相應法律，保護父母雙方在育兒的同時不會有丟工作的煩惱。

德國法律規定，父母雙方一共最長可以休3年育兒假，之后再回到工作崗位。母親生產前6周必須回家待產，生產費用由醫院承擔，個人只需支付一天10歐元的住院費。產后，父母雙方共享8周帶薪產假和14個月額外產假。這14個月內，在家撫養孩子的一方每月可以得到產前稅后收入的65%，由國家支出。

德國政府每年在家庭福利上的花銷也是有目共睹。

《明鏡周刊》報道，德國政府每年在約150種家庭政策福利上花費超過2000億歐元，包括兒童津貼、兒童福利、教育套餐一次性付款、家庭成員非繳費共同保險等。

例如，每個兒童一年可以為家庭帶來7428歐元免稅額，或每月194歐元兒童金，直到18歲成年。對于貧困家庭，政府還會另外發放兒童補貼。對于住房面積較小的家庭，政府也通過財政補貼鼓勵購房，每個兒童每年可以享有1200歐元購房補貼，持續10年。

據統計，2020年德國政府在各項家庭津貼上的花費已經超過國防支出。

友好的社會環境

鼓勵生育，也需要全社會參與創建對女性及生育更加友好的氛圍。

嫻熟地換尿布、調配奶粉，推著嬰兒車帶孩子遛彎……在德國的公園、商場里，爸爸單獨帶娃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越來越多的德國男性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

這與德國倡導父母共用產假的政策不無關系。德國法律規定，育兒責任不能完全交付父母其中一方，在14個月的額外產假中，另一方必須最少承擔2個月撫養義務。

從另一角度分析，隨著“奶爸”這個“職業”被保守的德國人廣泛接受，越來越多的德國女性能在職場和家庭間自如切換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民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

一個事實是，在德國，“男主外、女主內”已經不再是家庭成員分工的單一模式。數據顯示，在2015年德國就已經有30%的父親會在產假期間全職帶娃。

友好環境的塑造也離不開法律的支持，德國對一系列曾對職場女性不公平的法律法規進行了調整。

2006年，德國開始實施《一般平等待遇法》，規定雇主在發布招聘廣告及招聘期間不得性別歧視，如求職面試中不得詢問女性求職者未來的家庭計劃。

2019年，德國開始實行“過渡兼職工作時間”計劃，某種程度上正是為需要兼顧家庭的職業女性量身打造。按照該計劃，員工可以向老板提前申請在1至5年內減少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而且不需要陳述任何理由。當這一特殊階段結束后，雇員即可恢復到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

德國《母親保護法》規定，從懷孕起到產后第四個月不得解雇女性員工，女性員工享有預產期前六周到分娩后八周的全薪產假，在分娩前最后六周不允許工作。

通過全方位的努力，德國在鼓勵生育方面已經小有成就，但德國人依然保持一貫的謹慎態度。

“鼓勵生育政策向來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更不可能一天之內見效。”一些德國媒體和相關機構分析稱，“只有在鼓勵生育政策完整且成體系的條件下，鼓勵生育才會真正起到作用。”(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