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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1日下午，由金華市律協金東分會法律顧問委員會主辦，浙江金蘭律師事務所、金華市金蘭企業合規發展中心協辦的“合規整改如何納入審判環節”專題研討會，在浙江金蘭律師事務所會議室成功舉辦。來自北京大學的陳永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奮飛教授和王旭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于國旦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高級研究員、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戰略部主任王朝勇主任，華東政法大學胡裕嶺老師、杭州師范大學姜金棟教授，金華市金東區人民檢察院徐勝軍副檢察長，金華市工商聯邵文秘書長，中國政法大學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高級研究員、浙江金蘭律師事務所陸云英主任等多名專家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參加本次會議并在會議上分別發表主旨演講。

中國政法大學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高級研究員，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戰略部主任王朝勇主任作為本次會議主持人，首先對本次活動的與會嘉賓做了介紹，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由衷的感謝和熱烈歡迎，對本次會議做出了展望和期許。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陳永生教授從6個方面對審判階段建立合規制度的正當性進行了論證。首先，建立法院對檢察機關做出的合規不起訴的決定進行審查的機制有利于防止檢察官濫用合規不起訴的權力。由于適用刑事合規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訴處理，而從實踐中合規試點的情況來看，刑事合規的適用范圍又比較大，既可以適用于輕罪，也可以適用于重罪；既可以適用于單位犯罪，也可以適用于非單位犯罪，因此，合規不起訴的權力很容易被濫用。建立法院對刑事合規的審查機制，有利于強化對檢察機關合規不起訴決定權的監督，防止其被濫用。第二，從域外的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檢察機關作出的合規不起訴或暫緩起訴的決定，法院都有權進行審查，這一經驗值得我國借鑒。第三，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被害人對檢察機關作出的不起訴或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不服，有權“公訴轉自訴”，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對檢察機關作出的合規不起訴的決定，被害人如果不服，也應當有權向法院提起自訴。如果被害人提起了自訴，法院在審判時，當然有權對檢察機關做出的合規不起訴的決定進行審查。第四，雖然目前檢察院對刑事合規的案件大部分是作酌定不起訴，但也有少部分是建議法院從寬處罰；尤其是重罪案件，即使合規成功，也應當向法院起訴，建議法院從寬量刑，而不宜直接作不起訴。對于檢察機關起訴到法院建議從寬處罰的案件，法院當然有權對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合規是否妥當進行審查；第五，從合規的適用階段來看，有些案件可能在審查起訴階段不符合合規的條件，如犯罪嫌疑人拒絕認罪認罰（認罪認罰是使用刑事合規的必要條件），但是到審判階段符合刑事合規的適用條件，如被告人認罪認罰。對這種案件也應該允許適用刑事合規，要適用刑事合規，就必須建立審判階段的刑事合規機制。第六，法院適用合規是有獨特優勢的。一般來說對于合規的企業是有考察期限的，在審判階段，法院可以判處企業緩刑，在緩刑期間考察企業是否確實達到了合規的要求，這有利于解決目前審查起訴階段考察期限不足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法治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旭教授從行政訴訟法的角度來對法院是否應當介入合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從行政法的角度來破題，認為在實務的層面存在兩個層次有待探討：第一個層次，在行政審判過程中，行政訴訟法規定了有條件的調解和和解的制度設計，可以探討法官引入企業合規來達到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的可能性。通過做出這個合規整改，從而達到案結事了，這是一個特別新的行政審判體制的增長點；第二個層次，企業的行政合規它是一個新生事物，但并不代表它沒有引起行政爭議的風險點。在實踐中，大量的行政合規都是通過行政指導的方式來引發的，只有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才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如果監管部門約談的內容與對企業要求整改的內容并不相符合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點。另外行政合規包括事后的免于處罰，很有可能會引發事后整改過程中有關的風險爆發。王旭教授對于行政訴訟法如何對此類案件進行準確適用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提出合規整改納入審判環節，的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值得繼續研究。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犯罪研究》編輯部副主任胡裕嶺老師主要圍繞企業合規的域外經驗做出了簡單介紹。如法國檢察官只擁有企業合規整改的啟動權，條約的內容都要到法院專職審查監督，協議內容全部上網上公示。胡老師分別以蘋果公司電子書反壟斷案與加拿大銀行案為例，對美國司法實踐中法院所面臨的風險進行了介紹。胡老師認為如果法院過度參與案件，甚至將自己作為監管方對案件進行直接參與，那審判機關很容易將自己卷入到合規的風險當中。此外，胡老師從監管的角度出發，也提出了一系列疑問，如審判機關介入合規之后銜接性的問題如何監管？是否需要派遣第三方？是與檢察機關共用還是另行組織？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思考。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犯罪學研究所所長于國旦教授認為，合規的出現實際上是提供了一個新的辯護點。單位犯罪目前實際上都是由自然人，亦或者說實控人進行犯罪。雖然有觀點主張可能存在單位本身直接犯罪的可能性，當然這在目前的犯罪理論中還是比較難突破的。那么回歸單位犯罪的本身，在單位只能通過單位的成員去實施犯罪的這么一個情況下，那單位就可以給成員的行為要承擔責任。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現階段企業的罪責理論或者企業行為責任理論。于教授認為，企業合規作為辯護事由，就是需要將單位從罪行當中檢測出來，做好事前的企業合規，在案件的辯護階段是很具有意義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奮飛教授以《檢法協同落實合規整改的思考》為題作了主旨演講。李奮飛教授指出，在三期試驗的發展過程中，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雖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乃至質疑，但其在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實現企業經營方式的“去犯罪化”、促進社會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經驗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可以說基本實現了“雙贏多贏共贏”的預期改革目標。李奮飛教授指出，域外的合規刑事立法具有全流程特征，合規既是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企業的理由，也是法院決定對企業判決無罪或從寬量刑的法定依據，甚至還被納入企業的刑罰執行環節，合規激勵貫穿辦理企業犯罪案件的整個流程。李奮飛教授認為，下一階段改革重點在于探索公訴權和審判權在合規案件中的角色定位，明確“檢察主導”和“法院主導”啟動合規考察的制度差異，規范合規監管和驗收程序中的檢法協作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合規激勵效果，建設全流程的合規從寬制度。李奮飛教授指出，與公訴權相比，審判權的合規從寬決策更具有司法權威性，賦予法院合規考察啟動權，有利于維系“以審判為中心”的檢法權力平衡，防止檢察機關應當啟動而不啟動的行為損害企業權益。李奮飛教授認為，未來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可以同時規定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與合規撤回起訴制度，盡可能為企業提供“出罪”的機會，最大限度解除企業生存的后顧之憂。在審查起訴環節，檢察機關可以對那些雖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承認涉嫌犯罪的事實、積極配合偵查、承諾進行合規整改、提交合規自查報告等悔罪表現的企業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對于那些符合條件但撤回起訴確有困難的案件，或是基于案件情節和社會公共利益衡量不宜撤回起訴的案件，可以在檢察機關、審判機關、涉案企業三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由審判機關主導作出程序決策，并與檢察機關協同實施合規考察、啟動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

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企業法律顧問協會副會長，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金融專業委員會會長姜金棟博士對金華的合規體系建設表示肯定，認為金華企業的體系建設在全省范圍內都處于全國前列的水平。姜教授認為，事前合規是合規的重要基礎，要通過事前合規把風險控制在萌芽，化解在源頭。企業合規的關鍵是企業主要領導和實控人對合規的重視，目前很多企業對合規缺乏重視，就意味著很多企業存在著有很多風險和潛在風險。企業合規的難點在企業涉外合規，由于涉外合規人才的缺乏，對于應對出口管制、經濟制裁、知識產權等涉外合規問題存在著預警不靈敏，準備不充分，應對不及時、措施不得，對此需要更多的關切?？傊?，企業做好合規改革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大勢所趨！

金華市工商聯秘書長，經濟服務處處長邵文處長首先對各位專家教授的講話表示感謝，歸納了三個主要的心得體會。第一，合規與法務的關系，邵處長認為在實踐中法律顧問和合規是有所區別的，所以在篩選專家庫成員過程中并未將法律顧問放入庫中。第二，企業需要防范外部風險，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都是具備處罰性的，企業如果沒有被懲罰很大可能是不知道自己需要合規的，企業首先需要做到內部的合規完善。第三，對哪些企業進行合規，需要有一個整改的基礎，合規整改方案需要企業員工或者監管人提高整體企業的法律意識，要知道什么樣的事需要避免，這一點也非常關鍵。

中國政法大學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高級研究員，浙江金蘭律師事務所主任陸云英主任表示企業合規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理由有六點：

第一、我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我國民營企業占市場主體90%以上，因此如何引導企業合法合規經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改革開放30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管的是有沒有發展經濟的結果，法治管的是行為，管住了行為就管住了結果。法律的模式是一個行為一個后果，單一的處罰方式無法更好地解決紛繁復雜的社會各種問題，因此2015年—2020年《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提出“創新執法”，如何引導更多的市場主體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是現實的社會治理問題。有鑒于此，我認為金華市政府推行的“三位一體”的企業合規改革很有生命力的，他就是引導更多的市場主體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很有力的舉措；

第三、檢察院三年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從粗放推進到穩步推進，全方位的推行合規改革讓全部問題暴露出來，到解決問題建立和國情社會相適應的改革制度，是創新改革的必然階段；今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指出：“人民法院可以研究同檢察機關共同做好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因此法院也進入了涉案合規改革；2022年8月發布《中央企業合規管理辦法》，中央企業是我國標桿企業。因此綜合這些信息可知，引導企業合規合法經營是必然的方向，只不過我們在創新過程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目標是完善各項創新改革，不是否定改革；

第四、我們通過調研，企業反映他們明顯感受到各種法律風險，如稅務、環境、安全方面的刑事責任及行政處罰，企業認為這些風險僅僅依靠自身力量無法解決，希望政府能夠有所引導，社會能夠有專業的人員幫助解決，因此企業合規，幫助企業防范各種法律風險，企業是有強烈的需求的；

第五、《民法典》規定企業員工職務行為的民事責任由企業承擔，企業員工在工作過程中違反行政法和觸犯刑法的行為，到底是企業承擔還是員工個人承擔，目前不是非常明確。很多企業有上百人、上千人、上萬人，甚至幾十萬人，所有的違法行為都企業承擔，企業會非常的脆弱。如我們推行一項制度，企業合規的制度，讓企業能夠切割和員工之間的風險，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第六、二十大報告指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的企業必須走出去，走出去的企業必須合法合規經營，否則被處罰被限制相關資格，走不出去。

中國政法大學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高級研究員王朝勇主任做了最后的總結，王朝勇主任認為，企業合規是一個綜合工程，涉及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部門和領域。目前來看，要解決兩個大問題：第一，合規企業的積極性；第二，檢察官和行政執法人員的豁免機制。目前來說，行政合規是企業合規的本源，刑事合規是企業合規的輔助手段，企業行政合規將大有作為。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任何重大課題都要有個目標和宗旨，企業合規要以企業為中心，關鍵要看以下五個有利于：第一，是否有利于提高合規企業的綜合實力；第二，是否有利于提高合規企業的創收能力（創稅、創利潤）；第三，是否有利于提高合規企業職工的生活水平；第四，是否有利于提高合規企業的風險防控的能力（政治風險、法律風險）；第五，是否有利于提高合規企業當地的社會治理水平。目前看，金華市的企業行政合規走在了全國企業合規的前列，祝福金華市在全國無證明城市的基礎上，再創輝煌，打造“企業行政合規——金華經驗”！

最后，在與會嘉賓的熱烈掌聲中，本次主題研討會圓滿結束。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指出：“既然當作自己人，就要既‘厚愛’又‘嚴管’，可以研究同檢察機關共同做好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依法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充分利用當地已構建起的第三方合規監管機制，引導民營企業誠信守法經營，對違規違法行為堅決依法規制、糾正。”自2020年3月最高檢決定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并在次年繼續開展第二批試點工作，到2022年全面推開試點，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在探索中不斷堅毅前行。在此契機與背景下，金蘭所特邀請各位知名專家、學者、資深律師共聚一堂，共同探討企業合規改革成果，解讀企業合規前沿趨勢，發掘企業合規最新熱點，分享合規實踐經驗與洞察。企業合規管理建設，既是企業自治的基本方式，也是企業行穩致遠發展壯大的法寶。也希望通過這次論壇，能夠為企業搭建更好的合規平臺和交流平臺，為每一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下一步，金蘭所將繼續在合規領域深耕細作，為企業提供專業優質的企業合規法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