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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

懲罰“壞孩子”絕對不是滿足報復的快感，而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壞下去。

【資料圖】

廣受社會關注的山西大同大成雙語學校未成年人欺凌事件，9月26日通報了處理結果。

據報道，公安機關決定對肇事的兩名9歲未成年人予以訓誡，責令其接受心理輔導、行為矯治;對其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教育行政部門責令涉事學校立即整頓、限期整改;解除了校長職務，并辭退了相關教師和管理人員。

但也有不少聲音指出，針對肇事者的處罰過輕，達不到教育的效果，如此放縱的后果必然是等著他以后犯更大的罪。

那么，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保護錯了對象嗎?保護的是“壞孩子”，受害方卻得不到保護?如何才能恰當地實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這是在本案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壞孩子”并非生來如此

現實中，即便是絕大多數走向罪錯的“壞孩子”也并非生來如此，其心理出現偏差都經歷了一個過程。以本案中的9歲男孩為例，我們可能認為“他還是個孩子”。但這個年齡的男孩可能已不再局限于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轉而對性和獨立的需求更為強烈。

他們的一些人可能受影視作品、網絡游戲中的暴力色情文化的影響，在思想上推崇欺壓、暴力和征服的過程。由于他們還沒有形成羞恥感與責任感，再加上尋求刺激、探索禁忌也被視為成長的標志，為了獲得群體認同，也會導致他們愿意主動嘗試越軌行為。

本案中的欺凌行為發生在一所寄宿學校，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聯系相對疏遠，此時學校就應當承擔更全面的監護責任。因為，未成年人在最初心理狀態出現問題時，如果沒有被及時關注和調整，心理偏差就會越來越大，往往就會以違法犯罪的極端方式爆發。

我們需要反省，家長是不是周日晚上把孩子一送走就萬事大吉?生活老師是不是只關注孩子不生病、不打架，而從來沒有關注到那些微弱的啜泣?

回顧案發的一段時間，相信家長、學校這些監護人都會觸電般想起一些征兆、一些信號，為什么當時就疏忽了呢?監護人的這種疏忽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無論對于加害方還是受害方，都將是一生的陰影，需要用漫長的余生來彌補。

這也是為什么兒童的罪錯，需要監護人來承擔的原因。而山西新修訂的《山西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明確提出，校長是學校保護未成年學生的第一責任人。這也印證了上文的分析，孩子是家長的，也是學校和社會的。

“壞孩子”也不是無法無天

從處罰決定可以看出，本案中兒童的罪錯主要由監護人承擔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我國的法律體系內“壞孩子”可以無法無天。

我國在2020年通過了刑法第11修正案，專門下調了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年齡。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所以，我國刑法也是重其重者：適應社會的變化，通過立法的調整來遏制少年的惡。

當然，只靠刑法是不夠的。2020年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確，“國家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專門教育”。

這就是法律輕其輕者的體現：刑事責任可免，但專門教育不可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兒童必須在專門教育機構評估合格之后，才能重新回到普通教育體系。

從這一修訂看，教育和挽救那些犯罪邊緣的即將跌落者，是國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治標之本，而不是在年齡和刑事責任上繼續施壓。本案的處罰決定并未提到對孩子進行專門教育，也可能是考慮到年齡原因以及行為的特殊性，對其進行心理治療和行為矯治更為合適。

在本案中，行為人和受害人都應當被專業心理團隊分析治療，并長期跟蹤輔導評估。

盡管如此，仍有不少人認為，冤有頭債有主，欺凌者藏在父母、學校的庇護下，真的能改過嗎?這種擔心也構成一種風險警示書，它要求各地的司法和教育行政部門，持續跟進類似案件的行為人矯治情況。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里，對于兒童犯罪秉承了一個觀念，即我們對孩子負責，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懲罰孩子。但需要形成共識的是，懲罰“壞孩子”絕對不是滿足報復的快感，而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壞下去，能夠改過自新，有機會重新來過。

□陳碧(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來源：新京報)